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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教信仰会引发什么心理障碍二

作者:佚名|文章出处:网络|更新时间:2009-12-19

  第二个障碍:文化活力衰竭的宗教团体

  法师:不要用地狱来做恐吓手段,这点大家都同意,但是为什么要与传统的父母式道德观划清界线呢?

  治疗师:我知道法师之所以排斥这一点,是因为东方社会把家长式道德观当作社会安定的基础。但是,西方人却认为在信仰发展的早期过程中,每个人都会因为情感转移的因素,而不想放弃婴儿期对父母权威的依附感,因此容易受到宗教教条主义的迫害。但是,我们若能以科学的理性怀疑态度,重新修正过时的父母禁令,就可摆脱父权体制下的道德教条和幼稚迷信,进而培养出人本主义的宗教态度-热爱理性、真理和自由。最后,经由此科学无神论的洗炼,我们对神的信仰可寻求一个更高更成熟的层次-以恩典的宽恕力量,建立生命共同体。

  法师:这种对封建家长制的反感情况,在中国是发生在五四革命时期。那时候,说来惭愧,中国的出家人大部分忙著赶赴各丧葬场合,诵经作法事。而且,当时中国尼师的出家理由,以婚姻不幸占第一位,其中又有百分之六、七十的人是因走投无路,才来乞求佛门收容。所以,太虚大师才提出建立“新的僧伽”的必要性,以便让中国佛教跳脱专办法会的规仪模式,重新反省自己所该扮演的社会角色。

  不过,整个反省的方向主要还是在“道德复振”这条保守路线,希望能够扫除掉整个末法时代人欲横流的魔障,打赢一场净化世道人心的公益抗争。

  治疗师:如果走这条“道德复振”的保守路线,很容易把自我的道德光明面画归为“我们”,然后把自我的情欲阴影面画归成“他们”。接著,“我们”的团体价值观就会想限制“他们”的行动自由、指责“他们”的行为表现、处罚“他们”的不当行为,以把“他们”改造为“我们”所能接受的社会形象。最糟糕的是,“我们”的宗教团体原本只是悍卫传统的社会道德,无意中却成为威权政治体制进行社会控制的帮凶。

  比如说,以前中世纪社会把心灵的阴性特质,二分成圣洁的母性光辉和魔魅的女性情欲,在圣母玛丽亚的崇拜受到整个社会的狂热信奉后,集体潜意识中对异教徒的过度恐慌和疑惧,便在“猎杀巫女”大行动中得到变相的宣泄。

  法师:没错,当初教界走这条“道德复振”的保守路线,就曾经非常排斥过一贯道,甚至跟社会舆论站在同一阵线,使用“鸭蛋教”这一类丑化对方的用语。因为,我们认为一贯道盗用佛法就算了,还以白阳期“道降火宅”之说,宣称释迦佛子处已无真理大道可求,就很不够意思了。反正,就跟现在的清海无上师一样,不但冒用“观音法门”,还声称手中握有“即刻开悟之钥”,让你马上有印心的感应,确定靠这位上师,“一世解脱”就没问题了。而且师父法力强,悲心又深广,愿意帮你背起七世祖先的超度责任。你说,我们会没有“正义何在”的道德愤怒感吗?

  不过,现在冷静想一想,我们也有失策的地方。首先,我们反击时,只有自我防卫的情感性批评,却没有掌握到同情性了解的感化策略。比如说,一贯道和清海禅定学会其实都很注重吃素的戒律和虔诚皈依的情感,与佛教的同构型很高。如果我们有历史性共业的认识,掌握到一贯道出自弥勒佛下生和禅宗传统,只是因为民间居士传法的便利性与亲和感,而与正统佛教的僧侣渐渐疏远,就可拿这开导一贯道的道亲回归佛门。实际上,近年来佛法宏扬开来以后,就有很多道亲回流的现象产生。

  但是,教界的开拓性格还是太弱,没有因此教训,把资源从盖庙的伟业中抽离,以设法成立新兴宗教的研究机构,并培育人员从事狂热教团之退教信徒的协谈辅导工作。所以,教界就没有办法有力响应这一波宋七力现象所引发的危机。其实在新闻界挖掘“本尊蒙难记”的真相和解开“妙天禅师疑云”的谜底时,教界如果已经培育出一批辅导员,就可掌握住这个公益宣传的公关机会,来提供他们两人信徒一个协谈机会,以解决这些信徒偶像幻灭后的心理适应问题。

  治疗师:对啊!我就觉得你们佛教界现在热衷盖大学,还不赶快来成立一个信仰发展研究中心,以柯尔堡(L.Kohlberg)的道德发展心理学和福勒(J. Fowler)的信仰序阶论为基础,来处理“出家”与“亲情”的价值争议。

  像弗莱堡(Fribourg)大学的教育心理学教授欧瑟(F. Oser),就设计了一个与此相关的道德两难困境。故事是一个医学院学生在飞机遇到乱流时,心想如果飞机没有失事的话,他跟上帝承诺毕业后会当个神父医生,献身于非洲穷人的救济事业。后来,飞机果然是安全降落了,但他却开始面临了是否要守住承诺的道德难题。如果他守住对上帝的承诺,他一方面违背了对未婚妻的婚姻保证,也丧失了在本国医学环境中回馈同胞的机会。如果他不守住对上帝的承诺,他就违背了上帝呼召他投入的生涯规画,更断送了在异国奉献环境中灵修成圣的机会。请法师说看看,这位准医生该怎么办呢?

  法师:你这段话还真是别有所指,我就拿“中台禅寺剃度风波”的新众来说好了。首先,我要澄清出家并不是高学历者逃避社会历练的手段,而是响应诸佛悲心感召的方式。而且,这个响应的情感强度,让他们感到可能有必要从世俗牵绊中退隐,才能真正开展出自己的法身慧命。因此,他们开始在亲情与大爱之间挣扎,跟准医生一样面临了道德两难的困境。要解决这种困境,从道理来说很难。因为出家者会说“出家”有理,是以大爱割小爱,既然要成就诸佛悲心,就不怕舍弃一切的前尘往事;俗家者也会说“在家”有理,是融大爱于小爱,就算要当全天候义工,又何必执著于没有家庭牵累。这样争论下去,会没完没了,等于又来搞一场儒佛大对抗。

  依照我过来人的经验,应该是从“情绪智商”这个角度,来看待这个困境,会比较好。因为,佛教的禁欲主义一碰到家庭领域,就会产生“情绪控制”上的紧张关系,有时候单是为了吃素的问题,就会惹起不小的家庭风波;更何况是为了出家的问题,在某些家长的想法中,这简直就是以“博爱伦理”之名,行“家庭造反”之实,彻底违背了家长的栽培和社会的期许。

  所以,在不谅解的气氛下,如何做好与家人沟通的前置作业,扫除掉任何可能潜藏的心理抗拒,再提出“想出家”这个震憾性的宣告,然后请求家人的成全和宽恕。我认为这整个情绪安抚的过程,就是这些新众在此困境中所必须面对的学习课题。

  治疗师:那我建议你们佛教界,最好学友教一样,除了“临终关怀”外,也开始重视“悲伤辅导”。因为,出家修行跟离家出走一样,都是对于家庭亲密关系的一种决裂,一定会引发家人的情感失落。在悲伤的第一阶段,家人得知这个令人心理休克的消息后,一定会否认这种使家庭关系紧绷的事实,并且会有一套预防自己被击溃的想法。这些想法可能是“这孩子一定是假装要出家,不知道是要跟谁赌气”,也可能是“我小孩不晓得受到什么挫折,要赶快找人开导一下”。

  当家人确定小孩这件事是玩真的时后,就会进入悲伤的第二阶段-愤怒,开始怪罪小孩怎么能忍心?弃家人,逃避工作与爱情;并责备寺方怎么可以营造气氛,刻意激发其出家意愿。如果家人愿意面对这个情感损失,就可以进入悲伤的第三阶段-讨价还价,家人会提出“如果我们愿意做出何种让步”的条件,希望小孩也要有“那我也可与家人开始妥协”的意愿,例如出家一年后还俗。

  当家人在情感上学习“埋葬”小孩时,就会进入悲伤的第四阶段-沮丧,会有很深的无力感,觉得这都是命,这种心理瘫痪会任由各种负面情绪,来感染情感割裂的伤口。最后,家人能把情感投资转移到其它关系时,就会进入悲伤的第五阶段-接受,认为从这个伤害经验中,学到宽恕和谅解别人的重要性。

  这中间,最重要的当然是让家人从沮丧的第四阶段过渡到接受的第五阶段,才能有个皆大欢喜的结局。

  法师:这次“中台禅寺剃度风波”,反映出“度家里的众生难”这铁一般的事实,如果有你这一类谘商人员来帮忙调解,或许就可弥补此次出家程序的大纰漏。

  这个纰漏的发生,其实并不偶然。首先我们可从“慈济做功德,中台了生死”这句话看出端倪。基本上,惟觉老和尚是以定力深厚的悟道者形象出现,比较不是人间慈善志业的救济者形象,因此会吸引很多急求解脱的学子。其次,很多社会名流护持老和尚的禅修事业,使得道场规模急速扩张,亟需高学历人才的投入。再加上老和尚想法单纯,认为出家功德无上崇高,是种大仁大孝、大智大勇的行为,寺方为此撒个“方便诳语”,无非是要护持新众求解脱的坚贞誓愿。因此,忍痛让家人悲伤无助似乎是个无法避免的选择,但是这些新众修行得力后,一定会有感恩大回馈-度化家人出离这生死流转的轮循环。

  这桩事件让我想起佛教学者吕澄的看法,他认为“正觉与出离”的解答,不能只注重意业的个人解脱倾向,而应该兼顾身业和语业的社会表达方式。也就是说,要先认识这个社会的心理动态和价值系统,才能善巧转化整个社会染污的思考习惯,达成清净的集体共识,证成佛教组织的正当性。这次中台禅寺事件就是独举解脱大旗,却忽略了社会法则与情感线索的解读,没有给予父母家人缓冲的过渡期,才会引发家庭和社会的反扑暗流。特别是新闻媒体用尽各种有偏见的排斥术语,引发社会各阶层的疑虑和误解,却罕有对剃度程序的公正导引问题,做一个公道的深入探讨。

  其实,我们教界早有不成文的共识,就是说新众正式出家前,原则上需要一年的培育阶段,来充分检讨自己的初发心,以追究清楚我能够斩断世俗情爱葛藤,坚忍安住于清贫的修道生活,而无还俗之念吗?还是说,我是否对出家生活怀有道德浪漫的幻想,而今发现自己的根器机缘,更适合在俗家生活中修练自己的大悲心?

  那在这一年的缓冲期间,就像你刚提的,寺方和新众可以学习倾听的艺术,帮助家人度过这悲伤期,使家人最后能够尊重新众自主的理性抉择。希望采取这种做法后,能够像很多先例一样,使得家人能够从哭天喊地、痛不欲生,转换到对子女欢喜供养、互称法友。这种心态柔和化的历程,真是令人赞叹不已。

  治疗师:我满欣赏那个吕澄的说法。因为,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,就是认识到现代人因为职场的工作压力和家庭的亲子冲突,产生太多的焦虑苦恼,才会从济贫、医疗,进步到对适应不良的个体提供心理谘商和职业辅导。想当初,西方教会的基本教义派也是走“道德复振”的保守路线,就认为心理谘商不仅是为“罪人”找推卸责任的借口,还叫牧师早点放弃道德权威的劝诫方式,摆明了是在挑战圣经的权威性和全备性,为什么自由神学派还想要弄个“福音化心理治疗学”呢?

  这个疑问使保守派的教牧协谈训练,足足晚了二、三十年才起步。可是,现在心理治疗(精神医学界和谘商辅导界)的工作领域和发展目标,已经把人格发展(教育界)和救恩经验(宗教界)的原理吸纳进来,逐渐迈入交织融合的成熟期。这个成果已被很多新时代运动者拿去用了,构成对正统宗教的更大威胁。这种现象,相信我,在台湾也一定会发生。

  法师:近年来,佛教界的社会救济工作虽被称为“台湾社会最大的良心存底”,可是仍然没有对心理治疗作有组织的推动,大部分是零星的一些努力。像佛青会这几年也成立了观音线,提供跟生命线一样的服务。也有一些教界大德设立中途之家,投入少年犯的观护工作,或者是到各地监狱弘法。至于收容精神病患的龙发堂,则是用土法炼钢的方式,也谈不上跟精神医学界的合作。

  不过,你刚才提到的对正统宗教的更大威胁,六、七年前的“现代禅风波”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。想当初,现代禅“十三道次第”的第一次第主张:“在没有违背法律、伤害他人的前提下,已有的情欲(包括兴趣、嗜好),可以尽量发挥。”教界很多大德认为有鼓励人纵欲的嫌疑,李元松居士便以人格心理学和“本地风光”的修行法,举出至少十个以上的理由,来支持“尽量发挥已有情欲”的正当性,几乎弄得教界无言以对。

  那时候,僧团很否定“七情六欲中的佛心”这种说法,也很质疑那种“直指本地风光”的传承口诀,可是缺乏你说的那种揉合心理治疗、人格发展和开悟经验的知识,就完全没辄了。只能说,圣严法师和惟觉老和尚才是正统的禅门宗匠,不会随便就认肯人“现证道果”。

  治疗师:我倒觉得现代禅以科学理性的态度,锻炼“倾宇宙之力,活在眼前一瞬”的定力,以深入解脱境的做法,算是居士团体一种增益佛法文化活力的贡献。

  就像现代禅的第一次第,如果适用对象转为出家人的话,就可以引发一些值得深思的课题。那就是法师除了“法相庄严”外,若要接引现代众生,“方便智”的范围是否能有某种程度的放宽?

  举个例子来说,像恒述法师一样,不改她率直的个性,能够无所忌讳地大谈情欲之事,并请佛菩萨谅解她养狗的兴趣,因为这不会妨碍她劝勉众生同求解脱的热诚。实际上,有些西方教会已肯定人与宠物的关系,可以解决饲主的孤苦无依感,并培育出无条件的爱心,因此他们会在礼拜天办“动物义诊”。所以,恒述法师快乐学佛的吉祥如意法门,搞不好会提倡“流浪狗认养”的活动,比会破坏生态环境的传统“放生”活动,来得有价值一些。但是,这也很可能面临强迫猫狗吃素的问题?

  还有一个更极端的例子,像清海无上师早期是个素朴的苦修者,她的女性特质的流露,仅限于严母和可爱大姐姐的形象,后期则转而为华丽装扮的美妇形象,以充分展现其“天衣天饰”的设计才华和造型兴趣,不过转变的理由很奇怪,说是上帝惩罚她来接引喜爱华服的众生,也可藉此粉碎外界对出家相的执著。

  法师:古代大德打破出家人刻板印象的方式,正常的是禅僧“道业一致”的做法,如茶道僧、剑道僧等,较反常的则是如济颠般示现“疯行者”的形象。

  禅宗这种做法其实很有文化创造力,把庄子“技进于道”的说法,进一步与宗教的修业相结合。日本由于有师匠传统,还把这种修业法保存得很好。举茶道的四个性格来说,“爱”的性格是从内心培养风雅之道的嗜好,便能与爱好茶道的同辈,共享无止尽的妙味。“如”的性格是勿作模样,顺乎自然,完全与茶事融洽成一片。“脱”的性格是脱离一切尘俗牵绊,以洒脱自在的心情,去体会茶席的每一事每一物。“落”的性格是以清寂之心修业,如今悟到本来无一物的落处,就能使一切所作所为皆有游戏三昧。

  所以,出家人有兴趣嗜好并没什么不对,但不能让它发挥成一种迷恋性的寄托,而是要培养出“爱如脱落”这四种精神化的性格,才能把禅心融入嗜好活动的修业中。我想,恒述法师和清海无上师只是突显出人性化的特质,震憾了大众对出家人固有的“四大皆空,一切放下”的看法,却还没有意识到“道业一致”这个关键。

  前几年,有位年青的西藏转世仁波切跑去美国学电影制作,也是引发藏密界的内部争议。照理说所谓的转世活佛就是要赶快恢复前世功力,来替众生灌顶加持,怎么能投身娱乐事业,难道“拍电影”会比“办法会”的功德来得殊胜吗?

  治疗师:这个问题很有意思。一般人会去参加灌顶法会,是要对神圣的救赎力量,表示一下礼敬的虔诚心意。如果是欣赏艺术电影的话,则是想从角色的生命情境中,体会一下人类既复杂又矛盾的情感。我想重点不是要将这两者比较出一个高下,而是用人生的想象力,把情感地层的各种潜藏爱欲和崇高的解脱意志连结起来,然后在悲剧意识的体会中,让情感得到净化与升华,才能真正加深大悲心的奥密幅度吧!

  最近,英国女导演安东妮雅柏的得奖力作“神父”,就是探讨一位有同性恋倾向的神父格雷,在听到少女向他告解说自己受到父亲的性侵犯后,跟她父亲交涉无效,却又碍于教会规定,不能向社工单位和少女母亲泄露告解者的秘密,使他陷于痛苦的挣扎之中。于是,他跟同性恋酒吧的邂遘对象,发展出一段自认邪恶的爱情,导致他又陷入独身誓破产的危机之中,心里翻腾著“成圣的绝望”和“堕落的狂喜”。

  在这双重挣扎中,他时而呼求天主伸出救援之手,又时而痛斥天主给人类的无情考验。最后,这两件事都爆发了,地区主教为了年度业绩,把刚自杀没成功的他调去偏远地带,但他同事马修神父力邀他回去主持弥撒,讲道主题就定为“如果你自认不是罪人,就向我丢石头吧!”他因此又陷入长考之中,是要自我放逐于道德干枯的危机中,还是要勇敢面对群众的道德谴责,求取他们的宽恕与和解,重新保住对人性的希望。

  弥撒那一天,他出现了,有些信徒怒吼:“你把我的信仰当成笑柄吗?”马修神父也怒请不能同情他的信徒离开教堂。仪式结束时,少数留下来的信徒也不愿从格雷神父处敬领基督圣体,只有那位受到父亲凌辱的少女走过去他那边,愿意给他关爱,快要崩溃的他就抱住少女痛哭,两个破碎的灵魂就在爱心中得到复活,这就是影片最后结局。

  法师:其实,我们教界也很希望有成熟的艺术作品,像《红楼梦》一样能够揭露出“情缘是魔障,也是悟入处”的微妙地方。这种“因空见色,因色生情,传情入色,自色悟空”的生命升华过程,如果有更多的创意表达方式,我想一定能启发更多人,回去观察自己的情缘,看看有什么情绪和想法,需要调整一下。

  可惜的是,把佛学生活化的作品,到现在只有林清玄居士的菩提系列和郑石岩居士的清心系列,比较能安慰人心。最近,也有个金色莲花表演坊推出过三个大型舞台剧,有广钦传、敦煌宝卷和密勒日巴尊者传,也能让人从高僧、大成就者的修学历程中,得到很多反观内心的启示。

  但是,要像“神父”那样深入探讨僧团和信徒的互动关系,把解脱意志跟爱欲的冲突现象呈现出来,实在是不容易。因为,中国人习惯把所有的冲突都化约成善恶的冲突,善恶冲突的结果也一定是要让好人团圆,坏人受到报应。而且,我们佛教也爱讲圆满和谐,比较没有兴趣处理悲剧性的情感张力。

  治疗师:可是,光念“色不异空,空不异色”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。现代人在修行过程中,一定会跟“神父”一样,有很多不安定的困惑体验,如果不去探索这一类心理边缘的区域,就无法产生悲剧的价值意识,反而会陷入一种道德的虚伪意识。而且,伪善会拿纯真来合理化自己,这种“无知的天真”会不敢面对人性,遇到人事是非与社会走向的问题,会感到无能为力,只希望一切的问题能在单纯的宗教仪式环境中得到解决。但是,可能吗?

  所以,在美国存在主义的心理学家罗洛梅(Rollo May)眼里,心理治疗对于向人类尊严挑战的外来压力,以及对于人类潜意识冲突的?解,替人类生活的悲剧意识奠定了新基础。当社会的防卫机制和幻觉都被打破,好象没有什么价值是有效时,只有在完成人性价值的悲剧经验中,重新发现我们本身的整合性和力量中心,才能帮助社会脱离价值混乱的状态。

  法师:我们佛教的“一切皆苦”也是有生命的悲剧意识,只是说信徒太需要慰解和依靠,我们也只能以“天人和谐”的欢愉精神,来冲淡一些宇宙虚幻的悲剧感,并且劝勉信徒只要心静下来,念佛就容易有感应,只要佛力一加被,智能就开了,烦恼就解除了。

  可是,很多新兴教派之所以那么旺盛,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,把神秘的救济手段和世俗的快乐主义结合起来,宣称这里从治病、创造财富到往生佛土,只要你有拿出供养金的诚意,大师就有到府送礼的服务,礼物就是你想定做的福分。你说,这种“宗教消费心态”容得下生命的悲剧意识吗?

  治疗师:我想,台湾宗教界的情况就跟美国一样,已经形成了精神商品的超级市场(spiritual supermarket)。正统宗教和新兴教派都有现代化的行销意识,来做出市场区隔,建立目标市场,拟定行销组合,开始经营管理。就跟法师说的一样,治病消灾的灵验度、创造财富的福佑度和超度祖先的法力度,就是击中宗教消费者心理需求的三大行销卖点。从宋七力到妙天禅师,都是炒作成功的案例。问题是,为什么正统宗教在这个超级市场中,没办法开发出新的促销手段,甚至提醒消费者小心宗教诈欺师呢?

  有位美国的神话学大师坎伯(Joseph Campbell)就曾指出,牧师并未善尽他们的职责,他们并未探讨宗教象征或隐喻的生命意义,而是被善恶的伦理捆绑住了。宗教导师应该告诉信徒:“世上没有圣诞老人。”这才是真正的成人礼,信徒才能回到尚未以善恶思考的天堂阶段,肯定生命的一切苦难都是永恒世界的化现,成为追求伟大精神层次的英雄。我想,只有这种现代的宗教英雄,才有办法抗拒那三大行销卖点的诱惑力吧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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